金剛經讚集
〔題解〕
《金剛經讚》，又名《金剛讚》。每首讚頌五言八句，共五十首讚頌。中國人撰，作者不詳，一卷。
敦煌遺書中，題為《金剛經讚》的文獻較多，經筆者調查，初步可分為三類：一為伯2039號背、俄弗323號等，即本文所介紹的文獻。二為俄Дх296號《金剛經讚一本》、伯3645號《金剛經讚文》、斯5464號《金剛經讚》等，七言四句為一讚，共二十個讚。三為伯2184號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後序並讚》等，四言十二句為一讚，共三個讚。以上三類，內容互不相同，均無作者名。
此處整理的為第一類《金剛經讚》與敦煌遺書中的《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》，實為同類文獻，但表現形態卻有不同，應互為異本。敦煌遺書中保存的此種《金剛經讚》的異本甚多，共達八種。這些異本反映了該《金剛經讚》在不同時期的發展情況。在此，將這八種異本按照其發展的內在邏輯，分為三個時期予以整理。
這三個時期、八種異本的情況大致如下：
一、早期諸本
可歸為早期諸本的有三號：伯2039號背、俄弗323號、伯2277號。伯2039號背首題作「金剛經讚」，尾題作「金剛讚」。俄弗323號、伯2277號兩號首尾均殘，無首尾題。這三號形成三種異本。
在伯2039號背有題注「依無著論科判七義句者」，說明《金剛經讚》是根據無著菩薩造、隋代達摩笈多三藏翻譯的《金剛般若論》中「七義句」而撰的。其中伯2039號背祗有讚頌；而俄弗323號將《金剛經讚》的讚頌與《金剛經》經文逐一相配，並註出每段經文的起訖文字。所用的《金剛經》為鳩摩羅什譯本。除讚頌外，俄弗323號還列出十八住處的名目。所謂「十八住處」是七義句中的第三義句「行所住處」的具體內容，是凡夫從發心到成佛的十八個階段。伯2277號也將《金剛經讚》的讚頌與《金剛經》經文逐一相配，並註明每段經文的起訖文字。
二、中期諸本
可歸為中期諸本的有七號：敦研369號背、伯2629號背、北圖4447號、北圖4446號背、北圖4446號、北圖4447號背、斯4105號。可分為兩種異本，前六號為一種；後一號為一種。
敦研369號背首殘尾存，尾有題記：「金剛經注頌堪（勘）校釋畢。」，細勘其內容，可見如下特點：第一、經文摘要：佛典注釋，一般均把所注經典分段原文照抄。而本號則把一段經文中最重要或綱領性的句子抄錄下來，所抄的經文，相當於「金剛經摘要」。第二、註文：經文之後，有一段雙行小字，解釋經文名相及內容。這段雙行小字到底是「註」還是「疏」，原文沒有明確標出。但從題記「金剛經注頌堪（勘）校釋畢」云云,可知這部分文字應屬註文。第三、釋文：在註文之後，往往有用「釋曰」領起的雙行小字，內容為解釋註文，故知為釋文。但也有釋文緊接在經文以下者。第四、讚頌：經文及注文、釋文之後，用「讚曰」領起《金剛經讚》。因殘缺，本號衹餘十六個讚頌。這些讚頌的內容、形式與伯2039號背《金剛經讚》最相近。
伯2629號背、北圖4447號、北圖4446號背、北圖4446號、北圖4447號背等五號首尾均殘，故無首尾題，但內容與敦研369號背相同，可知應為同一文獻的不同抄本。《甘肅藏敦煌文獻．第二卷》發表了敦研369號背的圖版，定名為《金剛經註疏》；《敦煌寶藏》將伯2629號背定名為《金剛經讚疏》，將北圖4446號、北圖4446號背、北圖4447號、北圖4447號背等四號定名為《金剛經讚釋》；應予改正。此外，北圖4446號的正、背兩面所抄均為本文獻，且文字連貫，背面文字在前，正面文字在後，而《敦煌寶藏》順序顛倒。根據寫卷的內容及書法特徵，北圖4447號的正、背兩面與北圖4446號的正、背兩面原來亦屬同一寫經，它們的次序應該是：北圖4447號、北圖4446號背→北圖4446號、北圖4447號背。
斯4105號情況與前不同。第一、該號也將讚頌與《金剛經》的經文逐一相配，但所出註經文的方式比較複雜。有的註明該段經文的起訖；有的引用該段經文的中心詞；有的撮略大意，簡略表述。第二、與敦研369號背相比，沒有註文與釋文。第三、每段經文用「頌」字領起。如前所述，早期傳本名作「金剛經讚」，但文中無「讚曰」這樣的領起詞。中期傳本中的敦研369號背等號，出現領起詞「讚曰」。如下文所述，後期傳本的領起詞為「彌勒頌曰」或「頌曰」。從這一點講，斯4105號體現出該《金剛經讚》從早期向後期過渡的特徵。第四、早期傳本伯2039號背中有一首讚頌，稱「一大阿僧祇」云云。但在後期諸本中，這首讚頌變成「三大阿僧祇」云云。這一變化反映了《金剛經讚》在其形成與演變的過程中，受到不同宗派的影響。而斯4105號亦為「一大阿僧祇」，從這一點講，斯4105號也體現出《金剛經讚》從早期向後期過渡的特徵。
三、後期諸本
可歸為後期諸本的有敦煌遺書伯3325號、上圖004號、斯1846號、斯3373號、斯4732號、斯5699號、伯2997號、伯4823號、伯2756號、斯110號、伯2286號背、伯3094背等12號。另有《房山石經》本。總計十三號。可分為三種異本，情況如下：
伯3325號為第一種。該號首尾完整，中間缺金剛經開頭部分及智者頌的第一頌，首題作「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」，無尾題。有序文，並有題記，作「廣順三年（953）癸丑歲八月二十一日筆手」。它的特點是：第一、所引《金剛經》的經文無三十二分。第二、與中期諸本相比，增加「三性頌」三首。第三、傳為傅大士所作的49頌，均用「頌曰」領起。第四、首有《〈金剛經〉道場前儀》，末有三個真言。第五、於「三大阿僧祇」一頌前註「別頌初地菩薩理行之義」。第六、序文中稱：「傅大士……唱經歌四十九頌，……有一智者，不顯姓名，制歌五首。」上述特點，說明該本是後期傳本中較早的本子。
上圖004號等十一號為第二種。此本與伯3325號一樣，均有序文、前儀、三性頌、三真言。在序文中，均稱共54頌，其中傅大士作49頌，智者作5頌。不同的是：第一、該本所引《金剛經》為三十二分本。第二、傳為傅大士所作的49頌，均用「彌勒頌曰」領起。需要說明的是，斯110號、伯2286號背、伯3094背均為雜抄，所存文字與其他諸號大體相同，沒有校勘價值。因此，這裡沒有把它們列入校勘本。而列入校勘的八號，引用《金剛經》的方式不同：一為逐段引用三十二分本《金剛經》全文；一為僅說明該段文字在「三十二分」本中為第幾分及標註經文所至處數字。引用方式雖有不同，基本內容不變，故列為同一種傳本。此外，《敦煌寶藏》將斯3906號定為「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」，其依據大約是因為該號首部有前儀「云何梵」。而「云何梵」不僅出現在《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》的首部，也出現在普通的《金剛經》抄本上，僅憑「云何梵」，還不能判定該號一定是《傅大士頌》。所以，這裡未將斯3906號列入校勘本。斯5699號是把殘缺的碎片一段一段編在一起,前兩段所缺的內容正好是斯5499號,二者為同一寫卷，其相接順序應是：斯5699號的前部分「發願文……極樂國」、斯5499號的前部分「云何於此經……奉請金剛語菩薩」→斯5699的中部分「金剛般若波羅蜜經……善哉！善哉！須」→斯5499號後部分「菩提，如汝所說，如來善護念諸菩薩，……若有想、若無想、若非有」、斯5699號「三大僧祗劫……」。《敦煌寶藏》、《敦煌遺書總目索引》均將斯5499號署為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，張勇博士判其為「金剛經頌文与斯5499號系同一人所抄」，但未指出斯5499號與斯5699號為同一寫卷。但斯5499號唯有經文，而沒有頌文，所以這裡也沒有把它們列入校勘本。
《房山石經》本為第三種。該本無千字文帙號，收在中國佛教協會印行的《房山石經．遼金刻經》部分的「俊義密勿多寧」字卷內，它的特點是：第一、有序文、前儀；但沒有三性頌、三真言。有刻經題記。第二、所引經文亦為三十二分本。且每分均有讚頌。第三、序文稱有六十八頌，即傅大士四十九頌、「不顯姓名」的智者十五頌、清涼大法眼禪師四頌，總共六十八頌。但文中其實祇有六十一頌。第四、文中有「此經並依音疏正定」云云，並有對「為」、「為」兩字的發音說明。
整理時按照時期先後，對八種異本分別校勘。為了全面體現該文獻的原貌，文中所引的《金剛經》也一併錄入。由於諸本所引《金剛經》均為鳩摩羅什譯本，故校勘時，凡有異文，亦均以《大正藏》鳩摩羅什譯本校正，一般不出註，唯有第六種異本出入較大，而給予註明。
因本整理本收入歷代有關《金剛經讚》的各種異本，故特定名為《金剛經讚集》。
《金剛經讚[1]集》的底、校本情況如下：
上述無校本的諸本，整理時根據需要參校其他諸異本。具體情況，隨文說明。
〔錄文一〕
《金剛經讚》一卷
依無著論科判七義句者
金剛讚一卷
〔錄文完〕